我的伯父读过几年私塾。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末期到八十年代初“联产承包责任制”的20多年里，伯父一直在村里担任支书，而每到年底评工分，他都是力排重议，一直坚持给自己定9分工，而不是满分的10分工，这在全镇（当时叫公社）是极其少见的。

伯父身材矮小，走路还有点儿罗圈腿，有只眼睛的视力还不是太好，这是他坚持反对给自己定满分的“重要理由”，他认为自己只是普通群众连9分工也挣不到，想定得再低一点，可支委会又坚决反对。

伯父有5个孩子，在堂兄堂姐都不能挣工分时，家里粮食告急的情况时有发生，我妈曾吩咐我的两个姐姐抬点儿玉米、地瓜干之类的给予支援。去年父亲住院，九十岁的他起大早乘公交车周转近两小时去探望，提及往事还两眼湿润、声音哽咽。四五年前他还让我帮他寻找在我们村教过两年书的赵桂敏老师，说是解放前人家支援了60斤玉米。

伯父原本在公社的农村信用社里工作，还有一点儿职务，是听党组织的指示回村担任支部书记的，等组织上再征求他的意见时，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留在村里。后来农村信用社的老同事们都转成了城镇户口，吃上了国家粮，成了离退休干部，一个月的退休金比他一年的退休金还多。我几次想问问他是否后悔，却一直没敢问。他刚回到村里时，村里的帐上尚有欠款，可用的资产只有猪圈里的两头猪，作为当时的大队会计的父亲至今仍记忆犹新。等我记事时，村里有铁匠铺、木匠铺、裁缝铺、油坊、蚕室、砖窑、磨房、苹果园、大菜园、草编、条编、席编、绣花等十多个副业项目，现在看只能算作是些小微企业，可在四十多年前，有这么多副业项目的村子还是比较牛的。七十年代初，我们村家家户户用上了电；24马力的大拖拉机一下买两台，11个生产小队都买上195（12马力拖拉机），推土机、打麦机、扬场机逐年增加；不仅本村绝大多数地块实现了自流灌溉，还发扬“龙江精神”向邻村送水，上了公社广播；村里买了24英寸的大电视…… 这些都足以让当年500多户1600多名社员感到幸福和骄傲！

伯父向来节俭，很少赶集，偶尔赶个集，也不太舍得买点儿甜瓜李枣、熟肉油条，空着手回来是很正常的事儿。穿衣也不讲究，现在回去看他，衣着在农村老人堆里也属中下水平。据说，当年他穿着扭裆裤走向交流经验会的讲台时，台下曾对其形象指指点点、唏嘘不已，等他对着话筒开讲之后，台下则刮目相看、心悦诚服！他思路清晰，声音洪亮，吐字清楚，不带任何口头语。等他干脆利落地讲完话，下面则响起热烈掌声。他平时说话音质并不特别，可是经过“电匣子”传送之后，音色马上有了大幅度的提升；我想他一定很享受这种感觉，就像歌唱家在舞台上完美地展示自己的歌喉一样。离开书记岗位之后，村里喇叭里听不到他的思想政治讲演、生产劳动安排了，可他还是义务广播员，村里有来换油条的、卖海虹的、寻物的、找人的，只要给村里交上两块钱的广告费，他就义务做广告。伯父口才好，字写得也好，村里谁家有个喜事儿请他写个对联，他从不推辞；村里的通知告示之类，也基本上全由他来捉笔。他的钢笔字很有特色，不论篇幅长短，字字大小相当，行行间距相等，字迹工整，少有涂改，邻村的干部见了都知道出自他的手。

伯父的旱烟曾经抽得很凶，喝酒也具有连续作战的能力，可是说戒就戒！六十岁之后，烟一口不吸，酒一滴不沾。戒了烟酒后，他的身体状况大有改善，80多岁还种地、拾草。88岁时他跟我说，他要努力解决好自己吃喝拉撒睡五件大事，省得给我们添麻烦。父亲小他11岁，年轻时他的体能无法与父亲相提并论，而现在他走起路来却比父亲要稳健得多。我劝父亲戒烟就以伯父为例，过量烟酒对身体的危害在他们兄弟二人身上得以充分体现。

遥想当年村里来了盲人宣传队、耍马戏的，乱哄哄的场子里，只要出现他那矮小瘦弱的身影，为啥立马就能静了下来？哥哥当书记，弟弟当会计，也没有人提出应该避嫌，但作为大队会计的亲弟弟咋没进支委会？十里八村的人们慢慢忘了他叫高承俭，是谁开始、又是为啥喊他高岭？我不得而知。

91岁的伯父加入党组织已经70个年头，在这70年里，他办了很多好事，村里的那么多惠民项目无一不透着他的心血和汗水；也办过错事，开过批斗会，让小偷担着东西游街示众。他的事业有过波峰，获得过很多人的赞扬与尊重；他的人生也有过波谷，曾被别人批斗，甚至被逼跟着喊打倒自己的口号。他曾积极推进互助组、搞合作社，也支持继任者推行土地承包责任制。只要是党的决定，他是“理解的执行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理解”。不敢说他无私，但完全可以说他先公后私，大公小私，主观为公，客观为私。

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几代人不论是做会计、教师、文秘还是工人、农民，工作上必是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、尽职尽责；生活中则俭以养德、诚实守信、与人为善。这是伯父潜移默化带给我们这些下一代人的宝贵精神财富，并将被我们一代代传承下去。